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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来自日本的农业移民，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两个十年里，一度成为加州农业的中流砥柱，直到百年后也在美国的西部农业开发史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然而在这个世界，一切都截然不同。
美国西部的华人移民在辛亥革命以后就重新恢复了增长，并且到世界历史迈入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后，整个东亚裔的移民都开始在美国的西海岸整合成一个政治立场和经济立场都高度统一的族裔，有的美国人称呼他们为东亚裔移民，也有美国政客把菲律宾移民和夏威夷人都算入其中，称他们为美国的太平洋裔族群。
1937年的东亚裔移民，在加州中央谷地的农业开发领域拥有了更强的统治力，地位甚至比另一个时空的日本农业移民还要更加突出许多倍。
中央谷地东西宽约60公里，西北长约600多公里的农业耕作大区，总共拥有了超过十万户东亚裔农民，他们经营水果、棉花、小麦、大豆、肉类，甚至是水稻，足以和那些更大规模、更加专业的大型农业资本公司相提并论。
特别是在西部的秩序崩坏，陷入到萨克拉门托与西雅图的内战以后，中央谷地的许多大型农业公司已经再难以从东部获得种子、化肥和联合收割机了，很多“游牧”式的农业工人也纷纷逃入中部大平原的“无主之地”，使农业公司的劳动力短缺，许多农场面临生产崩溃的严峻形式。
反而是那些中国人经营的小型农场，由于向来采取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这动荡的美利坚乱世里，啥时间就显现出了无比的优越性。
很多中国人也购置了枪械和弹药，他们给自家的小型农场垒砌起高高的石墙，还修建起不少用于瞭望的塔楼，相互观望、帮助，一处农场俨然就是一处魏晋十六国时期的中原坞堡，对外也并不服从奥尔森政府的军令、政令，屡屡抗拒太平洋政府征税和征兵的要求，但太平洋政府的兵力有限，奥尔森和他的幕僚班子也深恐围剿中央谷地的举措，反而可能激化太平洋政府和加州东亚裔“坞堡主”之间的矛盾，所以迟迟不敢下重手用兵痛剿。
华人“坞堡主”过去为了在中央谷地的荒漠中蓄水，曾经挖掘了不少小型的水渠和用于积水的池塘，现在这些湿地也成为了“坞堡”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奥尔森刚刚下达了一条总统令，他派出了共和党华裔总党部委员会的一位中国移民官员蓝裕棠前往中央谷地，目标就是设法说服这些“结寨自保”的东亚裔农场主们：太平洋政府将对中央谷地自给自足的小型农场进行大幅度的减税优惠，但作为回报，华人农场主们应该暂停他们抗拒税收和兵役的违法举措。
蓝裕棠坐在一辆雪佛龙汽车里面，随行的除了另外几名太平洋政府官员以外，还有两辆军用吉普车，上面分别坐着四名荷枪实弹的美军士兵。
汽车车队行驶的公路十分狭窄，道路两边都是大片湿地，水面上长着一片片密集的有一人多高的蒲草，像是在水面上筑起了一道道的草墙，草墙中间还有成群成群黑色的美洲骨顶鸡在结队觅食，只要汽车经过，这些水鸟就会一窝蜂游到蒲草墙后躲避，那些来不及游走的则急赤白咧地飞起来，贴着水面飞到不远的水草后面。
蓝裕棠出生于中国广东，受过相当程度的中国旧学教育，所以见到眼前这一幕万鸟竞飞的画面，他脑海里立马就浮现出李清照的那句“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里到底是美国加州，还是中国的某个乡村？
中国社会党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崛起，不仅是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本土四万万民众的命运，而且也深刻影响并重塑了北美五十万华人的命运。
一盘散沙的北美华人被社会党的北美党部重新团结了起来，他们被组织为一个形式上十分严密的族裔，至少也是超过了意大利裔的黑手党，因而能够以较少的人数在西部的劳工运动中起到巨大作用，并进一步在美国社会党和产联掀起的第二次进步主义运动中具有一种越来越显赫的地位。
美国华人成为了美国各族群中的刺头，但是也有另外一群人，就是像蓝裕棠这样的华人。他们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的最早一代华人移民，并且由于相对一般华人劳工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更早就融入到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之中，自诩为“模范华人”、“荣誉白人”，心态上就和辛亥革命前后才抵达美国的那一代华人截然不同。
像蓝裕棠，他虽然非常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很可能比中国社会党里一大批同样接受过相当程度旧学教育的高层领导人，都更加了解中国的古典传统文化，诗词歌赋、经史